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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案國家賠償明細:其中精神損失費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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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家人獲賠償20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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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吉勒圖上訴狀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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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案專案組長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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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憶見兒子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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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母親兒子墳前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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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向呼格父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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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格吉勒圖案國家賠償項目及金額】 一、向賠償請求人李三仁、尚愛雲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共計1047580元; 二、向賠償請求人李三仁、尚愛雲支付呼格吉勒圖生前被羈押60日的限制人身自由賠償金12041.40元; 三、向賠償請求人李三仁、尚愛雲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100萬元。 以上各項合計2059621.40元。來源:內蒙古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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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已在52個中央一級單位設派駐機構


  中新網12月24日電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中央紀委副書記、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副組長陳文清今日指出,目前中央紀委監察部只在52個單位設置了派駐機構,而其餘的80多個還沒有派駐。
  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陳文清今日做客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以“實現派駐機構全覆蓋 增強派駐監督有效性”為題接受訪談,並回答相關問題。
  陳文清表示,《意見》是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指導性文件,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加強派駐機構建設,增強派駐監督實效。
  針對《意見》主要內容,陳文清做了進一步解讀。
  一是實現全覆蓋。目前在140多個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中,中央紀委監察部只在52個單位設置了派駐機構,而其餘的80多個還沒有派駐,這一次就是要新設派駐機構,實現派駐機構的全覆蓋。派駐機構將根據工作的需要和業務的關聯性,實行單獨派駐和歸口派駐兩種形式。對系統規模大、直屬單位多、監督對象多的部門,單獨設置派駐機構;對業務相近、相關或者是系統規模小、監督對象少的部門,歸口設置派駐機構,也就是說,一個派駐機構負責監督多個部門。同時,派駐機構統一名稱為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
  二是增強監督實效。對已有和新設的派駐機構,要進一步地明確職能、理順關係、分清責任,切實強化監督職責。為此,《意見》從總體要求、機構設置、職責權限、工作關係、管理保障、組織領導等六個方面,提出了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思路和要求。《意見》特別強調,要按照全面派駐、分類設置、職能明確、權責一致的原則,改革完善派駐機構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中心任務,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增強派駐機構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使中央和國家機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得到切實的加強。
(原標題:中紀委已在52個單位設派駐機構 仍有80餘個未派駐)
編輯:S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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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富人“環衛夢”


  零點快評
  南師大畢業“富二代”放棄研究所工作,開寶馬當環衛工成為熱點。據媒體昨天報道, 27歲的查曉剛是江陰環衛系統一名工人,他說自己就是想找一份穩定的、喜歡的工作,在任何崗位只要努力,都能幹出成績。
  正因為他的選擇不太符合“常規”,所以,這種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圍觀議論。必須要承認的是,時代在發展,很多人即使富起來了,卻還要繼續工作,因為雖然人的物質生活正在逐漸豐富,但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更高層次的需要。開寶馬的青年選擇當環衛工,他工作的意義在發生變化,在踐行“勞動是人的必需”的同時,當環衛工對他來說,是一種快樂,是他喜歡的生活方式。
  職業平等,選擇自由。可以肯定的是,類似的情況將來會越來越多。“有錢人”並不是有福不享,他們這種“任性”的選擇也是個人的權利。從媒體到社會沒必要對其拔高解讀。如果社會總是驚訝於富人也開公交、做環衛工,說明我們的認識守舊不前。  (原標題:尊重富人“環衛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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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反對黨讓服貿協議無法審查使臺灣處劣勢



馬英九(資料圖)中新社發 陳小願 攝
  中新網11月21日電 據臺灣“中央社”報道,馬英九今天表示,反對黨不斷杯葛,讓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無法審查,臺灣處於競爭劣勢,自己耽誤自己的黃金機會。
  馬英九21日上午表示,臺灣一年多完全沒討論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反對黨不斷杯葛,霸占主席台,最近又改為提出1000多項議案表決,讓審查無法進行。
  馬英九說,今年3月“反服貿”運動時,當局被指控黑箱作業,但服貿進入“立法院”前已咨商過200多名業者、7000多名民眾,也在“立法院”報告;進入“立法院”後,辦20場公聽會,其中8場反對黨主持,這項議案已是臺灣歷史上透明度最高的,還無法得到討論機會。
  馬英九表示,大家都感覺到,反對黨基本上可能根本不希望通過,這對臺灣影響很大。他說,非常擔心如果給外界的印象是“我們並不在乎這個世界的進步”,世界也不會等待臺灣。
(原標題:馬英九:臺灣處於競爭劣勢 耽誤自己的黃金機會)
編輯:S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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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買件僧衣 假和尚借刻碑鐫名在湘潭行騙


  紅網湘潭站11月12日訊(湘潭晚報記者 宋鍇)11月10日上午,安徽安慶的薑延仲(化名)化身為“名智(音)和尚”,假借刻碑鐫名行騙,被湘潭河東一家店鋪的老闆娘當場識破。
  貴州人李興澤今年28歲,在湘潭岳塘區金芙蓉小區開店賣酒多年,他和妻子都信佛,每年必去南嶽衡山燒香。
  7月11日中午,他的妻子在店里整理貨物時,一位身著僧衣,斜挎布包的男子,走進店里。他手握功德簿,自稱法號“名智”,前來邀人參加寺廟舉辦的開光刻碑慶典。
  說著,“名智(音)和尚”還翻開功德簿,讓李興澤的妻子留名並捐款,“捐800元錢的施主,可以在寺廟刻碑鐫名。”
  李興澤說,功德簿的前幾頁都登記了名字,上面還留有地址和金額等。出於對寺廟的信任,最後,他妻子捐了800元。可是10多天后,李興澤拿著邀請函,誠心參加慶典時,才知道自己上當了。“小區另外兩家店鋪同樣被騙了。”
  11月10日上午9點多,“名智和尚”再次進店行騙,被李興澤的妻子一眼認出來,連忙掏出手機報了警。
  “名智和尚”告訴我們,因家門口有一座寺廟,讓他熟悉了僧人的服裝和言行舉止。“其實我並不是和尚,身上的衣服、觀音卡和邀請函,都是在網上買來的。”  (原標題:網上買件僧衣 假和尚借刻碑鐫名在湘潭行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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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路隧道南半幅道路2~4日夜間全封閉施工


    本報訊(記者 劉長宇) 長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隊通過官方微博和交通信息短信平臺發佈道路封閉施工信息。因長春市“兩橫三縱”快速路施工需要,11月2日至4日,每日22時至次日6時,衛星路隧道南半幅道路全封閉施工,請西向東的車輛沿衛星路通行。  (原標題:衛星路隧道南半幅道路2~4日夜間全封閉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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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村官:重塑執政黨基層威信


  企業家村官:重塑執政黨基層威信
  “並不是沒有人想當村官,實際上想當的人很多,但群眾信任的、業務能力強的,或者說幹得了的,很難找到”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葛江濤  山旭/河北石家莊  衡水  廊坊報道
  河北衡水,距離北京約270公里。駕車自城區再向東,40多分鐘就可以到達景縣廣川鎮廣川街村。
  作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一點,廣川街村也已經沒有了土地。經過“空心村”改造後,大部分村民實現了“上樓”。
  廣川這個華北平原上的小城,頗具江浙工業鄉鎮的氣質:滿眼鋼構件工廠,由於其中大部分是鐵塔企業,它得名“中國鐵塔之鄉”。
  王長春是鎮上最大鐵塔企業的負責人,以及衡水市鐵塔商會會長。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廣川街村黨支部書記。
  在河北省,數百名企業家和“生意人”,如王長春一般成為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兩委”骨幹。
  通過這個“企業家村官計劃”,河北省冀望改變基層黨組織的力量,特別是讓村黨支部書記成為基層生態中真正具有威望和號召力的領導者。
  河北省三年前就啟動了這一計劃。而根據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部署,整頓軟弱渙散的基層黨組織,成為2014年的治黨關鍵詞。
  2014年8月29日,習近平指出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制度改革,“著力點是使每個基層黨組織都成為堅強戰鬥堡壘,黨的組織、黨的工作要做到全覆蓋”。
  “整頓不徹底、不到位的不能放過。”《關於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通知》中的這個要求,要著力解決聯繫服務群眾的“最後一公里”,實現真正的群眾路線。
  由於中國前所未有的城鎮化進程,鄉村間因利益而起的矛盾正變得複雜和尖銳,並且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城市的生長。
  帶有中國傳統“能人治理”色彩的努力,能否為基層治理開闢一條通暢之路?
  村裡的鬥爭很激烈
  2008年,王長春被選舉為村黨支部書記後的第一項重大舉措是,修路。
  上世紀90年代鋼構件產業興起,小城的道路卻一直破敗不堪。一個原因是,鋼構件廠都是私人企業。
  王長春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村集體在改革開放後一直沒什麼資產,也就沒有資金修路。於是,到村裡30多家鋼構件企業拉貨的卡車,經常陷入泥濘之中。
  王長春把企業家們找到一起。在這之前,他經常利用商會會長的身份主持這個圈子的聚會。
  這一次,支部書記說,大家是不是出錢把路修了?
  沒人拒絕。王長春自己出了大頭。
  王長春上任,對於廣川街村黨支部的直接影響是,有了新辦公室:一座二層鋼筋混凝土小樓。雖然略顯鄉土氣,但樓前有一個帶設施的休閑廣場,幾位老人正在談天。
  原來是“一間破屋子,房頂都快塌了”,老書記幹了幾十年,一直無力改變。
  說起推薦自己當黨支部書記是不是鎮領導要“吃大戶”,王長春沒有回應,不過他說確曾猶豫過。為了做點事,這位資產上億元的老闆還是“出山”了,並且毫無懸念地當選。
  改革開放後,“起碼有一段時間,村黨支部書記無所適從。”衡水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高振傑對本刊記者說。
  計劃經濟時代,村裡的資源幾乎都被老書記掌握——從推薦當兵、上學到分配農活。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減弱了人們對於村集體的依附。特別是集體經濟比較薄弱的情況下,“不知道幹部怎麼當。”高振傑說。
  一個典型的反映是村“兩委”——村委會和村黨支部之間的關係。
  在高振傑的記憶中,80年代初還是“黨支部管事,村委會的作用比較有限”,不過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村民自治快速推廣,“村委會和支部爭權力,擰不到一塊”。
  村委會主任說,我是村民選出來的,你是黨員選出來的,村民的事情我負責。“一部分村幹部不接受黨的領導,比較明顯。”高振傑記得,當時這種情況被稱為“‘兩委’不協調”。中央很快註意到這個問題,強調村民自治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
  此後這一問題被有效解決。雖然矛盾還有,但極少會上升為“兩委”對抗。
  而這時,在河北的大多數鄉村,“能人”已紛紛離開,去闖盪世界。
  在離北京更近的霸州開發區宋莊村,同樣身家億萬元的老闆張全武關閉了在南方的幾家盈利穩定的工廠,回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
  那是2000年,開發區工委副書記和他談了四個月,而幾乎所有親朋都反對他“棄商從政”。
  張全武的爺爺曾是宋莊村的第一任黨支部書記,在解放前被打死。“後來,我父親從水利局回到村裡當支部書記,‘文革’被反對派逼得跳井。”張全武對本刊記者回憶說,父親雖然被救起,但落下一身病。“我媽嚇得得了心臟病,36歲就死了;我爸到49歲,也因為心臟病去世了。”
  “農村鬥爭起來,比任何地方都激烈。”張全武說,工委副書記向他承諾,只乾一年,不用轉組織關係,“他說,乾滿一年,你就回福建。”
  張全武瞞著在福建打理生意的妻子回鄉。半年後,妻子才從別人那裡聽說丈夫已成為“書記”。
  企業家的想法和作為
  宋莊村是個只有六七百人的小村,距離霸州市區不到一公里,緊鄰霸州火車站。在張全武接手時,集體竟然有400多萬元欠債。
  特別是90年代末開始,隨著霸州城區的迅猛擴張以及修建京九鐵路等引起的土地問題,乾群矛盾十分激烈,是當地有名的“上訪村”。
  村裡人口不多,又分為張、韓、宋、劉、蘇、魏等多個家族,派系之間也因以土地為主的各種利益糾葛而爭執激烈。
  這位前海軍團級軍官,最初的壓力並不是村集體的數百萬元欠債。
  “我從部隊出來,很註意衛生。但到老百姓家,不可能自己帶杯子。”張全武說,對方遞過來的杯子摸著黏手,他也只能一仰脖子喝完,“還有一個老太太,一輩子沒刷過牙,她唆一下筷子,再把菜夾到你碗里。這些都硬著頭皮習慣了。”
  這一年,宋莊村已沒有多餘的土地,老人去世也找不到合適的墳地,“埋誰家門口都不願意,有的人還為這個打架。”張全武決定成立一家禮儀公司,在附近買地開發陵園。
  他從朋友那裡幫宋莊村借到200萬元,“欠條上寫著,如果村裡還不上,由我個人償還。”
  “也是我運氣好。”張全武說,遷墳後的三年裡全村竟沒有一人去世,打消了村民對於風水的顧慮。
  後來,這個項目開始賺錢。現在村民去世,可以免費得到市價幾十萬元的墓地。
  遷墳時,200個老墳頭沒人認領,張全武和一個副書記,“天天跪在地上撿骨頭,在陵園就住了兩個多月。”
  鐵塔廠使廣川街村的村民富裕起來——它吸納了本地和周邊上萬名勞動力。王長春有另一種壓力。
  同樣由於“集體上沒錢”,村裡各種公共設施缺乏或滯後。
  王長春強調自己對於村小學的影響:上任伊始,他和一干企業家就對教師施以重獎。如今村小學整飭的校舍和院牆,也是他“找大家喝了一頓酒”解決的。
  村小學就在據考證是董仲舒家後花園的樹林旁。這個叫做董子舍園遺址的小花園,與王長春在任上的最大作為有關。
  廣川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廣川街村就是大儒董仲舒的老家。
  雖然山東有“孔子”、河北有“董子”,董仲舒的名頭卻被與衡水接壤的山東德州搶去——幾年前該地就投資上億元興建了一系列“董仲舒題材”工程。
  “我就是想搞董子文化。”王長春說。他辦公室的茶几上擺著一盒董子酒,卻產自德州。
  他已實施的一系列計劃包括:世界最大董子石像、董子舍園遺址、“中國董子網”、董仲舒衣冠冢。
  到2009年1月借“空心村”改造騰退土地的契機,21.5萬平方米的董子園開工。這個文化園目前仍在建設。漢式大門的背面,寫著“中國傳統政治總設計師”字樣。
  王長春希望,它和被修複的董仲舒衣冠冢及董子舍園遺址,成為該地“董子文化”的三大標誌。
  這個河北省的重點文化產業項目,一期投資600萬元,全部計劃10億元。王長春的企業已投入200多萬元。
  走過幾十個國家的王長春說,董子文化可以帶動當地經濟。當然,他更希望自己的家鄉因此而聞名,“董仲舒這麼有名,可誰知道他是我們廣川街出來的?”
  從經濟標準到政治標準
  無論廣川街村還是宋莊村,都曾有個“帽子”——後進村。
  “後進的表現,就是軟弱渙散。”河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謝振學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這類村由省委直接聯繫、直接掌握。
  2014年開始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二階段,重點提出了“集中治理整頓”基層黨組織的要求。這並不是第一次整治此類基層黨組織。早在1994年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上,就提出要用三年時間“集中整頓後進基層黨組織。”
  宋莊村一直是典型的“後進村”,只不過早年間,所謂“後進”主要指經濟方面——“有沒有‘三產’,村上有多少企業,但標準相對寬泛,現在則越來越具體。”謝振學介紹說。
  這一輪整治中,認定“後進村”的五條標準都指向基層治理結構:村“兩委”負責人缺失;村“兩委”嚴重不團結,特別是負責人不和睦;群眾的合理訴求長期得不到解決;黑惡勢力干擾村務;村裡長期不發展黨員。
  謝振學解釋說,“後進村”需要由縣委組織部認定,組織部長、縣委書記都要簽字。一方面要認定情況,另一方面要負責任,確保不出現“以好充次”。
  “以好充次,就是基層不願意報真正的‘後進’。‘後進村’轉變不了、任務完成不好,會有很明確的處理後果。所以不報最好的、也不報最差的,把中間的村子報上去,任務就不會那麼艱巨。”他說。
  在河北省委組織部基層組織處副處長熊慧彪眼中,村“兩委”主要職務的缺失在後進基層黨組織中較為突出,並且引發了其他問題。
  “並不是沒有人想當,實際上想當的人很多,但群眾信任的、業務能力強的,或者說幹得了的,很難找到。”熊慧彪說,組織考察時,可能發現有些人目的不純,或者能力素質不能勝任。
  五種情況往往互相糾纏。有些地方近20年都不發展新黨員,最年輕的黨員也有50多歲。而具體原因是,全村1000多人口分屬五六個分支,都想借發展黨員提高自己這一支在村黨支部的話語權,互相掣肘,就沒人能入黨。
  “王老闆”來談拆遷
  “如果企業家當村官之後還搞那套家長制,肯定不行。”衡水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陳學民認為,目前基層政治生態變化,機會不均等、利益不公平,就會引發問題。
  在位於北京外“一圈層”的廊坊,一個2000多人口的大村子,20多年沒有調整過土地,村裡40%的新增人口沒有土地,怨氣越來越大,成為“上訪大村”。
  身處北京周邊,高鐵、高速以及城建和改造,都給河北的許多市縣帶來拆遷問題,利益分配讓基層黨組織承受極大壓力,也使他們的角色凸顯。
  高振傑說,如今老百姓的法制意識增強,對“兩委”幹部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同時,如果自己村的發展比鄰村滯後,就會有意見。
  2007年,宋莊村成為霸州第一批“村改居”試點。張全武帶領“村兩委”與開發商談判,最後確定改造的房屋面積70%置換住宅,另外30%給門店,“地沒了,就算不會經營,也能通過出租獲得穩定收益。”
  由此,宋莊村與其他村的部分村民、部分機關單位的宿舍小區合併成立居委會。“村改居”後,張全武也由宋莊村黨支部書記改任朝陽社區黨總支書記。他轄下的人口,從幾百人增至三萬多人。
  在廣川街村,道路改造使村“兩委”必須解決拆遷問題。
  王長春放下每天盈利數萬元的工廠,挨家給“釘子戶”做工作。見“王老闆”親自前來,對方也大多服氣。
  “企業家當村官,我們發現這個辦法好。”陳學民認為,對企業家而言,“可能是為了這個平臺,或者是為了回報社會,他們有能力實現自己的價值。”
  衡水是河北省最早實施“企業家村官計劃”的地方,其過程中也出現一些新問題。
  “比如企業家們給村裡投錢,短期可以,長期肯定不行。”陳學民說,企業家回村裡之後,當務之急是先將村裡穩定下來,然後帶動村裡的致富產業,才是長久之計。
  土地問題愈加尖銳後,“光靠企業家的覺悟,沒法解決長期問題,這就面臨制度建設了。”
  而在霸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王殿龍看來,基層黨組織建設一個重要的問題,仍是集體經濟量小、國家政策性投入少。
  “企業家進入基層黨組織隊伍、擔任支部書記,從小範圍或者短時間來看沒有問題。但從更大的範圍或者更長的時間來看,還需要更好的制度設計和支持。”王殿龍說。
  組織系統的幹部們也承認,如張全武、王長春這樣的成功經驗,很難複製。
  當然,也有企業家想當村官而不得的。在廊坊,曾有想當支部書記的企業家因為超生而被一票否決。
  組織部長們的期望是:“軟弱渙散,主要是帶頭人沒有選好。經過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讓群眾對黨的信任、對黨的依賴比過去要強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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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眼中的藍翔技校


  ◥21日下午,藍翔技校東校區內,幾名汽修專業的學生在校內實習。本報見習記者 王建偉 攝  (原標題:學生眼中的藍翔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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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打造海南“購物旅游”新體驗


  “3+200”打造海南“購物旅游”新體驗
  萬寧首創奧特萊斯榮膺國家3A級旅游景區,200只大型海豚展首現海南
  “3+200”打造海南“購物旅游”新體驗
  萬寧首創奧特萊斯榮膺國家3A級旅游景區,200只大型海豚展首現海南
  地處萬寧蓮興大道1號的萬寧首創奧特萊斯榮獲國家3A級游景區,以打造“奧特萊斯“時尚購物文化體驗為核心,嚴格遵照”八大項“標準進行建設,尤其在旅游交通、旅游安全、游覽服務等方面開創了景區建設的典範和先河,同時,三亞至萬寧奧特萊斯旅游專線車於8月17日起正式運營,將極大方便來島游客到達景區。環保季已於8月17日在萬寧首創奧特萊斯正式啟動,200多只各具萌態的中華白海豚模具齊聚萬寧首創奧特萊斯。
  200只海豚+時尚環保,打造“夠愛 購時尚“環保季
  由首創置業攜手世界動物保護協會推出的“到首創奧萊看海豚 夠愛購時尚”環保季是一個將時尚和環保結合、旨在推動保護中華白海豚、保護地球生態的大型公益項目,通過海豚展的創意形式大力倡導“綠色購物,環保生活”的理念。
  不斷完善購物旅游業態,全力打造“購物旅游“新體驗
  “萬寧首創奧特萊斯文化旅游區是集購物、餐飲、娛樂、度假為一體的旅游區,創造了休閑度假消費新模式,吸引眾多深度游度假人群,深度消費,打造海南島唯一純正奧特萊斯,形成一個以世界名品奧特萊斯為核心的高端產業綜合體。
  (張銘哲 文/圖)  (原標題:“3+200”打造海南“購物旅游”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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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分離”的母子


  記者再次見到楊軍敏、李少琴妯娌倆是在8月10日晚,距離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4天。
  當晚,記者不約而至的目的有倆:一是瞭解她們未滿月的孩子的現狀;二是要她們的銀行卡號,在北京的幾個好心人想要資助地震中家庭受損的孩子。
  8月6日的匆匆一別之後,羅興燦和羅志遠兩個震區嬰兒就始終在記者心底揮之不去(相關報道見本報8月7日《廢墟上的堅強生活》)。他們度過危險期了嗎?他們吃上東西了嗎?他們的家人還缺衣少食嗎?在震區採訪的最初幾天里,記者始終沒能抽出時間一探究竟。8月10日,記者與同事來到他們的母親——李少琴和楊軍敏下榻的昭通市飛騰酒店。
  在715房間的門外,記者輕輕地敲了兩聲門。
  “哪個?”門後的女子用當地方言問到。
  “是我,上次在下二塘採訪過你們的《工人日報》記者。”記者回答。
  “我們來看看你們,給孩子帶了點東西。”同行的女同事緊接著解釋。
  裡面傳來拉安全栓的聲音,接著轉動門鎖,門起先只開了一條縫,待看清我們之後,裡面的人拉開了門。
  一
  記者是從羅文那裡獲知李少琴和楊軍敏下落的。
  8月6日,記者第二次前往此次地震震中龍頭山鎮。摩托車騎到距離震中約8公里的沙壩時,由於交通管制,外來車輛不准進入。記者便將摩托車寄存在警察執勤點,步行前往。
  從沙壩起的8公里,是通往龍頭山鎮的瓶頸。道路內側是土質鬆軟的峭壁,一遇餘震、暴雨,土石傾瀉而下,堆滿路面;外側則是深達數百米的河谷,路邊看不到防護欄。從沙壩往前,一路上坡,道路本不寬敞。地震之前,完好的路面也只能雙向通行兩輛車,地震之後,大量的車輛進出,加上塌方、管制,交通堵塞也就成了常態。
  沒走出幾百米,記者看到一位年輕男子騎著摩托車靠在路邊,后座上捆著一大口袋青菜,車前身的踏板處還放著一箱礦泉水。男子神色焦急,記者上前搭訕:“你好,能不能捎我去一趟龍頭山?”男子上下打量了記者一遍,問:“ 你去乾什麼?”記者表明身份之後,男子很爽快地說:“上車吧。”
  男子便是羅文,上車之後他對記者說:“你去我們那看看吧,我家住在下二塘社,村裡的房子都倒了,死了11個人,現在都沒吃的,兩個沒滿月的娃娃也沒的吃了。”羅文震後一直在昭通市的醫院照顧地震時受傷的奶奶,現在有親戚來替他看護,自己才急著趕回去“埋死人和牲口,天氣熱,都開始臭了”。
  記者決定跟他前去。
  二
  翠屏村下二塘社是龍頭山鎮後的一個山村,從龍頭山鎮出發,步行需要一個小時左右。
  在村民李富蘭家並不寬敞的院子里,許多村民聚集。李富蘭家位於一處稍平整的空地上,兩間磚房雖已搖搖欲墜,卻是村裡少數還“立”著的建築。記者趕到時,院子里亂糟糟有二三十人,有靠著牆角輸液的傷員,有坐在院角沉默的老人,也有蹲在地上添柴做飯的婦女。
  但一下子吸引了記者目光的是兩名嬰兒:其中一個在母親的懷裡沉睡;另一個則光著身子,被父親托在掌中,母親在用一條浸濕的毛巾擦拭身體。
  睡著的那個孩子叫羅志遠,7月10出生。母親楊軍敏一言不發,埋頭看著懷裡的孩子,24歲的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對記者的提問,她頗不耐煩:“你自己看嘛,房子倒了,糧食都埋在下麵了,他們去田裡刨洋芋(土豆)吃,大人們吃不上飯,娃娃也跟著受罪。”村民們說,因為營養跟不上,母親的奶水不足,孩子隨時可能斷奶。
  正在洗澡的叫羅興燦(小名燦燦),7月20日出生。在當地海拔近2000米的陽光照射下,燦燦滿臉的紅疙瘩,一些部位已經開始流出膿水。而他的父母只能用毛巾清理。
  院子的另一角,幾根木頭撐起一張白色塑料布,罩住不足5平方米的地面。村民告訴記者,這裡面晚上要睡“40多個女人和娃娃”。
  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即使是羅志遠和燦燦這兩個還沒滿月的孩子,也見識到了人世的艱難:地震後,一處能夠遮風擋雨的住所和一頓能夠填飽肚子的食物是如此難得。
  三
  地震時,兩個孩子和他們還坐月子的媽媽都在室內。
  地震剛起的時候,楊軍敏以為是外面在“放炮”,意識到是地震後,她抱著孩子飛快地往屋外跑,“地搖得厲害,人根本就站不住,撞在門上好幾次。”
  剛跑出來,楊軍敏身後的房子就倒了,一瞬間,“到處都是灰塵,啥都看不見”。
  李少琴的逃生則有些“幸運”:當時她正抱著孩子躺在沙發上睡覺,沒等完全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屋頂的椽子就掉下來,落在了他們身體上方,擋住了掉下來的土塊,把她和孩子困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李少琴俯身護著孩子,孩子的眼睛、鼻孔上覆了灰塵。李少琴懵了,“腦子一片空白”。
  當時,村裡的“能動的都在摘花椒”,花椒是當地主要的經濟作物,在那天救了很多人的命。26歲的羅天金從花椒地里跑回來直奔自家房屋,李少琴先把孩子遞給丈夫,隨後自己在同村人的幫助下,鑽了出來。
  出來後,她開始放聲痛哭。丈夫羅天金卻並沒有多長時間陪伴她,轉身就去別家“刨人”了。
  當晚,楊軍敏和李少琴帶著孩子在李富蘭家的院子里將就了一晚,那天晚上,男人們都去刨遇難的村民和被埋的牲口了,女人和孩子擠在一起。半夜,開始下雨,誰都睡不著。一有餘震,李少敏就渾身發抖,抱緊懷裡的孩子。
  後半夜,雨水把鋪在地上的棉被打濕了,當晚,出生23天的羅志遠開始發燒。
  四
  一條羊腸小道串聯起下二塘坡前坡後的36戶人家。村裡人大多姓羅,房前房後不是叔叔就是嬸嬸,楊軍敏的丈夫羅天洪和李少琴的丈夫羅天金是堂兄弟。這兩位24歲的媽媽已經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
  楊軍敏是本地人,李少琴是從昆明郊縣嫁到當地。李少琴和羅天金相識於昆明,當時兩人都在餐廳做服務員,2011年,21歲的李少琴不顧父母反對,不顧山高水遠,因為“看上了羅天金這人”,嫁到了下二塘。
  地震後,看到別人家都有親戚來探望,李少琴心裡很不是滋味,這個一遇到餘震就渾身發抖的外來女子卻從來沒有在旁人面前哭過。
  “那個時候,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強,我還有兩個娃娃照顧。”她告訴記者,只在背著人的時候抹過眼淚。
  地震第二天,李少琴的爸爸打了電話過來,第一次是婆婆接的。婆婆告訴李少琴的爸爸,娘兒倆都好。但電話那頭不放心,非要和女兒說話,當天傍晚,聽到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李少琴到底沒有哭出聲來。父親在電視里知道了地震新聞,就打電話讓女兒馬上帶著孩子回娘家,等過了這陣再回婆婆家。
  李少琴告訴記者,她還有兩個很疼愛她的哥哥,在外地打工。不過,她沒敢告訴他們地震的消息,怕他們擔心。
  那天,沒人的時候,李少琴又悄悄流了幾回眼淚。
  大人們只能堅強,孩子也就這樣一天天耗著。8月6日前,仍沒有大批的救援力量進入下二塘。5日,曾來過兩個醫療志願者,說孩子沒事,臉上的紅疙瘩都不是很嚴重。事後,楊軍敏說,“他們可能不敢給孩子用藥。”
  五
  8月6日下午,另外一個“好心”的志願者告訴兩位年輕的媽媽“趕緊把孩子送去醫院”。
  當時,羅志遠高燒昏睡,他們說燦燦臉上流出膿水的紅疙瘩是紫外線曬的,兩個孩子都需要立即送醫。
  當晚,幾經輾轉,孩子被送到昭通市人民醫院新生兒看護病房,實行隔離看護,不准有人陪護,媽媽們獲准每星期看孩子一次。
  一場地震,未滿月的孩子和媽媽就這樣經歷人生第一次“分離”。
  她們被安排在飛騰酒店,男人們趕著回去清理廢墟。
  10日晚,記者見到她們時,楊軍敏語速飛快地告訴記者,“醫生上午打過電話,說孩子的燒已經退了。”
  李少琴則坐在另一張床上,把電視音量調到最小,也不插話。待記者問她時,她才語氣緩慢地說,醫生說孩子好些了,但見不到孩子,她始終不能相信。
  這些天,李少琴睡不著覺,一閉上眼睛,就是地震時房子倒塌下來時的情景,就是孩子臉上那些被太陽曬得流膿的紅斑,“實在累的不行了,才能閉得上眼睛。”
  儘管這是她們住過最高檔的酒店,但她倆最想的是趕緊帶著孩子回家。
  至於回哪,似乎並不那麼重要。李少琴說,她會帶兩個娃娃回娘家,而對於將來,她這麼說:“先把房子弄好再說吧,房子沒了,將來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而據記者最新得到的消息,兩個孩子仍處在醫院監護中,但情況已有所好轉。
  (原標題:地震中“分離”的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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